柙兕：把犀牛关进笼子。撄虎：迫近老虎。撄，迫近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“有众逐虎，虎负嵎，莫之敢撄。”

亦必矣：也是必然的。

险而违者讼，讼必有众起：即下文刘昺所说“言险而行违，必起众而成讼矣”。《易·谦》：“饮食必有讼，讼必有众起。”这句话与《易》原话有异。

所以君子求胜的方法，是把推辞谦让作为利刃锐器，推让者所向无敌。把自我修养作为防御的城楼和盾牌，修养自己敬重别人，则不被别人所害。静时则关闭寂静沉默清静无为的大门，动时则遵从恭敬顺从的通衢大路。形势需要清静时则紧闭清静无为的大门，形势需要行动时则寻求正道再往前走。所以他会取胜而不形成争竞，动静有控制，则胜也无人与之争；争不以力，则胜利之功显现。对手屈服而构不成怨恨。不用干戈，怎能构成怨恨？如果是这样就会脸上连悔恨之色都没有，怎么会发生公开的争竞呢！声色尚且不动，何况用力去争呢！那些公开与人争竞的人，必然是自以为贤能，而别人却认为是阴险邪僻的人。认为自己是贤者，固执地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对别人不对，别人能不与之争吗？如果他确实没有阴险邪僻的品德，则没有可诋毁的地方。如果确实有阴险邪僻的品德，又何必与他争论呢！明明是阴险邪僻的人却与他争论，就好像把犀牛关进笼中和迫近被逼到绝路上的老虎一样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如果这样，他们就会怒而害人，这是必然的。《周易》说：“言论险恶行动违背常规，必然引起众人起来和他争论。”言论险恶行动违背常规，必然引起众人起来和他争论。《老子》说：“正是因为不和别人争，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之争。”以谦让为行动指导的人，所往而无争。所以君子认为争竞之路不可行啊。踏上争途者，必然翻车致祸。

是以越俗乘高，独行于三等之上。何谓三等？大无功而自矜，一等。空虚自矜，故为下等也。有功而伐之，二等。自伐其能，故为中等。功大而不伐，三等。推功于物，故为上等。愚而好胜，一等。不自量度，故为下等。贤而尚人，二等。自美其能，故为中等。贤而能让，三等。归善于物，故为上等。缓己急人，一等。性不恕人，故为下等。急己急人，二等。褊戾峭刻，故为中等。急己宽人，三等。谨身恕物，故为上等。凡此数者，皆道之奇，物之变也。心不纯一，是谓奇变。三变而后得之，故人莫能及也。小人安其下等，何由能及哉？夫惟知道通变者，然后能处之。处上等而不失者也。是故孟之反以不伐，获圣人之誉。不伐其功，美誉自生。管叔以辞赏，受嘉重之赐。不贪其赏，嘉赐自致。夫岂诡遇以求之哉？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。岂故不伐辞赏，诡情求名耶？乃至直发于中自与理会也。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，故功一而美二。自损而行成名立。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，故一伐而并失。自伐而行毁名丧。由此论之，则不伐者，伐之也。不争者，争之也。不伐而名章，不争而理得。让敌者，胜之也。下众者，上之也。退让而敌服，谦尊而德光。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召险，独乘高于玄路，则光晖焕而日新，德声伦于古人矣。避忿肆之险途，独逍遥于上等；远燕雀于啁啾，匹鸣凤于玄旷，然后德辉燿于来今，清光侔于往代。

越俗乘高：超越世俗登至高处。

独行：不随世俗沉浮。

缓己急人：对己宽松对人严格。

褊戾峭刻：狭隘暴躁，严厉苛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