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汉《公昉碑》者，乃汉中太守南阳郭芝为公昉修庙记也。汉碑今在者类多磨灭，而此记文字仅存，可读。所谓公昉者，初不载其姓名，但云“君字公昉”尔。又云“耆老相传，以为王莽居摄二年，君为郡吏，啖瓜。旁有真人居，左右莫察。君独进美瓜，又从而敬礼之。真人者遂与期谷口山上，乃与君神药曰：‘服药以从，当移意万里，知鸟兽言语。’是时府君去家七百馀里，休谒往来，转景即至。阖郡惊焉，白之府君，徙为御史。鼠啮被具，君乃画地为狱，召鼠诛之，视其腹中果有被具。府君欲从学道，顷无所进，府君怒，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。公昉呼其师告以厄，其师以药饮公昉妻子，曰：‘可去矣。’妻子恋家不忍去。于是乃以药涂屋柱，饮牛马六畜。须臾，有大风云来迎公昉妻子，屋宅、六畜翛然与之俱去”。其说如此，可以为怪妄矣。以上述碑中语。

呜呼！自圣人没而异端起，战国、秦、汉之际奇辞怪说纷然争出，不可胜数。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，老之徒起于中国，而二患交攻，为吾儒者往往牵而从之。其卓然不惑者，仅能自守而已，欲排其说而黜之，常患乎力不足也。如公昉之事，以语愚人竖子，皆知其妄矣，不待有力而后能破其惑也。然彼汉人乃刻之金石，以传后世，其意惟恐后世之不信，然后世之人未必不从而惑也。以上叹异说易以惑人。

右《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》。宽碑有二，其故吏门生各立其一也。此题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阴，其别列于后者，在宽子松之碑阴也。宽以汉中平二年卒，至唐咸亨元年，其裔孙胡城公爽以碑岁久皆仆于野，为再立之，并记其世序。呜呼！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谱牒，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馀年，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详也。盖自黄帝以来，子孙分国受姓，历尧、舜、三代数千岁间，《诗》《书》所纪，皆有次序，岂非谱系源流，传之百世不绝欤！此古人所以为重也。不然，则士生于世，皆莫自知其所出，而昧其世德远近，其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仅能识其父祖尔，其可忽哉！唐世谱牒尤备，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。至其弊也，或陷轻薄，婚姻附托，邀求货赂，君子患之。然而士子修饬，喜自树立，兢兢惟恐坠其世业，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。今之谱学亡矣，虽名臣巨族，未尝有家谱者。然而俗习苟简，废失者非一，岂止家谱而已哉！

右《王献之法帖》。余尝喜览魏、晋以来笔墨遗迹，而想前人之高致也。所谓法帖者，其事率皆吊哀、候病、叙睽离、通讯问，施于家人朋友之间，不过数行而已。盖其初非用意，而逸笔馀兴，淋漓挥洒，或妍或丑，百态横生。披卷发函，烂然在目，使人骤见惊绝。徐而视之，其意态愈无穷尽，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，而想见其人也。于高文大册，何尝用此！而今人不然，至或弃百事，弊精疲力，以学书为事业，用此终老而穷年者，是真可笑也。

右《昭仁寺碑》，在幽州唐太宗与薛举战处也。唐自起义，与群雄战处，后皆建佛寺，云为阵亡士荐福。汤、武之败桀、纣，杀人固亦多矣，而商、周享国皆数百年，其荷天之祐者，以其心存大公，为民除害也。唐之建寺，外虽托为战亡之士，其实自赎杀人之咎尔。其拨乱开基，有足壮者，及区区于此，不亦陋哉！碑文朱子奢撰，而不著书人名氏，字画甚工，此余所录也。

右《放生池碑》，不著书撰人名氏。放生池，唐世处处有之。王者仁泽及于草木昆虫，使一物必遂其生，而不为私惠也。惟天地生万物，所以资于人也，然代天而治物者当为之节，使其足用而取之不过，万物得遂其生而不夭。三代之政如斯而已。《易大传》曰：“庖牺氏之王也，能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。”盖言其始教民取物资生，而为万世之利，此所以为圣人也。浮图氏之说，乃谓杀物者有罪，而放生者得福。苟如其言，则庖牺氏遂为人间之圣人，地下之罪人矣。

右《司刑寺大脚迹并碑铭》二，阎朝隐撰。附诗曰“匪手携之，言示之事”，盖谕昏愚者不可以理晓，而决疑惑者难用空言，虽示之已验之事，犹惧其不信也。此自古圣贤以为难。《语》曰“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”者，圣人非弃之也，以其语之难也。佛为中国大患，非止中人以下，聪明之智一有惑焉，有不能解者矣。方武氏之时，毒被天下，而刑狱惨烈，不可胜言，而彼佛者遂见光迹于其间，果何为哉？自古君臣事佛，未有如武氏之时盛也，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。然祸及生民，毒流王室，亦未有若斯之甚也。碑铭文辞不足录，录之者所以警也。俾览者知无佛之世，《诗》《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声，斯民蒙福者如彼；有佛之盛，其金石文章与其人之被祸者如此，可以少思焉。

右《华阳颂》，唐玄宗诏附。玄宗尊号曰“圣文神武皇帝”，可谓盛矣。而其自称曰“上清弟子”者，何其陋哉！方其肆情奢淫，以极富贵之乐，盖穷天下之力，不足以赡其欲。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，亦非其可冀，矧其实无可得哉！甚矣，佛老之为世惑也！佛之徒曰无生者，是畏死之论也；老之徒曰不死者，是贪生之说也。彼其所以贪畏之意笃，则弃万事、绝人理而为之，然而终于无所得者，何哉？死生天地之常理，畏者不可以苟免，贪者不可以苟得也。惟积习之久者，成其邪妄之心。佛之徒有临死而不惧者，妄意乎无生之可乐，而以其所乐胜其所可畏也。老之徒有死者，则相与讳之曰彼超去矣，彼解化矣，厚自诬而托之不可诘。或曰彼术未至，故死尔。前者苟以遂其非，后者从而惑之以为诚然也。佛、老二者同出于贪，而所习则异，然由必弃万事、绝人理而为之，其贪于彼者厚，则舍于此者果。若玄宗者，方溺于此，而又慕于彼，不胜其劳，是真可笑也。

右《令长新戒》。唐开元之治盛矣，玄宗尝自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，赐以丁宁之戒。其后天下为县者，皆以《新戒》刻石，今犹有存者。余之所得者六，世人皆忽不以为贵也。玄宗自除内难，遂致太平，世徒以为英豪之主，然不知其兴治之勤，用心如此，可谓知为政之本矣。然鲜克有终，明智所不免，惜哉！《新戒》凡六：其一河内，其二虞城，其三不知所得之处，其四汜水，其五穰，其六舞阳。

右《平泉草木记》，李德裕撰。余尝读鬼谷子书，见其驰说诸侯之国，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、刚柔缓急，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，阳开阴塞，变化无穷，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，惟不见其所好者，不可得而说也。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。盖泊然无欲，而祸福不能动，利害不能诱，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，圣贤之高致也。其次简其所欲，不溺于所好，斯可矣。若德裕者，处富贵，招权利，而好奇贪得之心不已，或至疲弊精神于草木，斯其所以败也。其遗戒有云“坏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孙”，此又近乎愚矣。

右《华岳题名》。自唐开元二十三年，讫后唐清泰二年，实二百一年，题名者五百十一人，再题者又三十一人录为十卷，往往当时知名士也。或兄弟同游，或子侄并侍，或僚属将佐之咸在，或山人处士之相携。或奉使奔命，有行役之劳；或穷高望远，极登临之适。其富贵贫贱、欢乐忧悲，非惟人事百端，而亦世变多故。开元二十三年，岁在丙子，是岁天子躬耕籍田，肆大赦，群臣方颂太平，请封禅，盖有唐极盛之时也。清泰二年，岁在乙未，废帝篡立之明年也。是岁石敬塘以太原反，召契丹入自雁门，废帝自焚于洛阳，而晋高祖入自太原，五代极乱之时也。始终二百年间，或治或乱，或盛或衰。而往者、来者、先者、后者，虽穷达寿夭，参差不齐，而斯五百人者，卒归于共尽也。其姓名岁月，风霜剥裂，亦或在或亡，其存者独有千仞之山石尔。故特录其题刻，每抚卷慨然，何异临长川而叹逝者也。

集古录目序

物常聚于所好，而常得于有力之强。有力而不好，好之而无力，虽近且易，有不能致之。象犀虎豹，蛮夷山海杀人之兽，然其齿角皮革，可聚而有也。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，经十馀译乃至乎中国。珠出南海，常生深渊，采者腰而入水，形色非人，往往不出，则下饱蛟鱼。金矿于山，凿深而穴远，篝火糇粮而后进，其崖崩窟塞，则遂葬于其中者，率常数十百人。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，常如此。然而金玉珠玑，世常兼聚而有也。凡物好之而有力，则无不至也。以上言好之而有力则物皆可致。

汤盘，孔鼎，岐阳之鼓，岱山、邹峄、会稽之刻石，与夫汉、魏已来圣君贤士桓碑、彝器、铭诗、序记，下至古文、籀篆、分隶诸家之字书，皆三代以来至宝，怪奇伟丽、工妙可喜之物。其去人不远，其取之无祸。然而风霜兵火，湮沦磨灭，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，由世之好者少也。幸而有好之者，又其力或不足，故仅得其一二，而不能使其聚也。以上言金石文字难聚。

夫力莫如好，好莫如一。予性颛而嗜古，凡世人之所贪者，皆无欲于其间，故得一其所好于斯。好之已笃，则力虽未足，犹能致之。故上自周穆王以来，下更秦、汉、隋、唐、五代，外至四海九州，名山大泽，穷崖绝谷，荒林破冢，神仙鬼物，诡怪所传，莫不皆有，以为《集古录》。以谓转写失真，故因其石本，轴而藏之。有卷帙次第，而无时世之先后，盖其取多而未已，故随其所得而录之。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，乃撮其大要，别为录目，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，以传后学，庶益于多闻。以上述《集古录目》之意。

或讥余曰：“物多则其势难聚，聚久而无不散，何必区区于是哉？”予对曰：“足吾所好，玩而老焉可也。象犀金玉之聚，其能果不散乎？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。”以上言物聚而必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