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，还有第四种说法，《战国策·秦策》记载秦谋臣姚贾说：“太公望，齐之逐夫（被妻子抛弃的丈夫），朝歌之废屠（宰肉卖不出的屠夫），子良之逐臣（被主人赶出的佣人），棘泽之雠（义同售），不庸（出卖劳力而无人雇用），文王用之而王。”这更属于后人的附会演义，其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。从记载的资料来看，此说当开始盛行于战国。这和战国时的社会制度及各国均聘用身份贱微但有军事才能的“士”来担任将帅的军事人才思想完全适应。可见这个屠牛、卖酒、当雇工的“吕尚”，是战国的士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而塑造出来的一个理想化了的形象。

郑庄公

郑庄公出世时因难产，母武姜饱受痛苦，所以起名寤生（意为倒生），为武姜所厌恶。三年之后，武姜又生一子，名段，为其所宠爱。平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年），武公掘突去世，庄公寤生即位。

庄公执政后的第一件军事活动，就是以战争手段消灭其弟姬段等代表的反对、分裂势力。史称这一事件为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通过“克段”战争的发展过程，可以看出姬寤生在战争指导上，继承了伊尹、吕尚的军事谋略思想，冲破了奴隶制社会的道德伦理的束缚。

寤生即位的次年，武姜要求封段于制，寤生未允；又要求封段于京，寤生许之。姬段到京地后，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，不按制度建都，城垣超过“百雉（墙高一丈，长三百丈）”，阴谋积蓄力量，夺取政权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大大祭仲曾为此向寤生发出警告。寤生说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”。从这一段对话来看，寤生似乎并未在意。其实不然，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母廑和弟弟的企图，早已定下消灭他们的决心。例如武姜要求封段于制，他借故不允，要求封段于京，则肯于答应，其中奥妙，就在于制是原来东虢的重要军事据点，不仅地形险要，城防坚固，更重要的是当地东虢遗民思想上对郑国还存有一定程度的离心倾向，而且又远在郑国的边境地区，不易控制，如果让姬段统治该城，容易收揽人心与郑中央对抗。而京是郑氏宗族东迁后借居之地，民众均为郑民，向心力较强，姬段要组织他们与郑氏大宗的中央政权对抗，不太容易，便于将来进行武装镇压。但寤生又认为，在姬段的野心尚未完全暴露出来之前，过早地除掉他，不但得不到舆论的支持，无法彻底消灭他的势力，反有留下隐患的可能。所以他才采取了“圣有将动，必有愚色”和“内精而外钝”的谋略，伪装出无所作为的样子。实际上他一面秘密进行武力镇压姬段的准备工作，一面派人监视姬段和武姜，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正如《左传》所分析的那样“寤生是故意养成其弟之罪，以便彻底除掉他。

姬段至京后，不久即迫使西部、北部边疆的西鄙与北鄙二邑听命于他。大夫公子吕认为不能容忍，建议“除之”，寤生以时机未到，不肯行动。姬段见寤生没有反应，又进一步将二邑与延廪（河南延津北）擅自收为私邑。公子吕等，惟恐任其发展，势力将过于雄厚，再一次建议动手，但寤生仍未采纳。直到姬段将一切战备工作，如加强城防、积蓄军粮、修缮武器、征集兵员等，均已做好，并与武姜定好里应外合袭击郑国国都的计划与日期时，才认为时机成熟，按早已定好的方案，先发制人，派公子吕率战车二百乘征讨姬段。京城民众临战叛段，姬段被迫退往鄢（河南鄢陵北）城，郑军追击，一举克鄢。姬段逃亡于卫国的共邑（河南辉县）。在进攻姬段的同时，寤生又清除了国都内部亲武姜的势力。至此，郑国国内的分裂势力全被肃清，达到了集权中央和巩固统一的目的。

管仲

春秋初年，齐虽号称大国，但政治腐败，社会矛盾尖锐，危机四伏。齐襄公荒淫无道，弟兄们纷纷逃往国外。公子纠，由管仲、召忽辅佐，奔往鲁国。公子小白，由鲍叔牙辅佐，奔往莒国。管仲和鲍叔牙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他们早年曾共同经商。

齐襄公十二年（前）冬，齐襄公被杀。大夫高傒派人迎接小白即位，鲁国听到了襄公的死讯，发兵送公子纠回齐，并派管仲带领军队拦截从莒国回来的公子小白。管仲截住了小白，并射了一箭，射在小白的带钩上。小白装死，管仲信以为真，赶紧派人报告给鲁国。鲁国送公子纠的兵士闻讯后，情绪松懈，行动迟缓，走了天才赶到齐国都城临淄。这时，公子小白已当上了国君，就是后来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——齐桓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