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八年，高宗初立为皇太子，尚未尊贤重道，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，绝不往东宫。散骑常侍刘洎上书曰为臣闻郊迎四方，孟侯所以成德；齿学三让，元良由是作贞。斯皆屈主祀之尊，申下交之义。故得刍言咸荐，睿问旁通，不出轩庭，坐知天壤，率由兹道，永固鸿基者焉。至若生乎深宫之中，长乎妇人之手，未曾识忧惧，无由晓风雅。虽复神机不测，天纵生知，而开物成务，终由外奖。匪夫崇彼干籥，听兹谣颂，何以辨章庶类，甄核彝伦？历考圣贤，咸资琢玉。是故周储上哲，师望、奭而加裕；汉嗣深仁，引园、绮而昭德。原夫太子，宗祧是系，善恶之际，兴亡斯在，不勤于始，将悔于终。是以晁错上书，令通政术，贾谊献策，务知礼教。窃惟皇太子玉裕挺生，金声夙振，明允笃诚之美，孝友仁义之方，皆挺自天姿，非劳审谕，固以华夷仰德，翔泳希风矣。然则寝门视膳，已表于三朝，艺宫论道，宜弘于四术。虽富于春秋，饬躬有渐，实恐岁月易往，堕业兴讥，取适晏安，言从此始，臣以愚短，幸参侍从，思广储明，暂愿闻彻，不敢曲陈故事，切请以圣德言之。
贞观十八年，唐高宗刚被立为太子时，尚未尊贤重道。唐太宗还曾经命令太子居住在自己寝宫的旁边，并且不准太子在宫殿四处走动。对此，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说为我听说四季郊迎四方，这是太子成就人格修养的方法；不学但懂得礼义“三让”的法则，国家就能享受太平。历代皇子都不怕降低自己的身份，推行广泛的大义。所以，不管是粗浅的言论，还是睿智的学问，只要有益，都要学习，以求触类旁通。不走出自己的住所，便能知道天下大事，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获得的。对于从小生长在皇宫之中的太子，他一直在妇女的身边长大，从未经历过忧患恐惧，也不懂得雅正之道。一个人即使生性聪明，能够悟得天机，然而应对世事的能力，也都是从外界获得的。如果不重视诗、书、礼、乐的教化，那他凭什么去辨别世理人伦？历代成就圣王的过程，就像雕琢玉器一样。周成王崇尚贤明，太公、召公让他的美德得以保全；惠帝仁义，引园、绮里奇等四位贤人让他的威德显扬。太子维系着国家和宗庙的兴亡，国家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善恶息息相关。如果一开始就不勤于世事，临老必定后悔。所以，晁错上书，是为了要求太子通晓治国方略；贾谊进献策论，是想让太子辨明礼敬，教化天下。我认为，皇太子天资聪明俊朗、清明公允、性格诚实、孝敬父母、心性仁义，这些都来自他的天性，而不是通过受教育得来的，国家的江山社稷都须仰仗其德行加以巩固。太子在陛下身边侍奉寝食，在朝廷上已做出了表率，他在谈论艺术时体现出来的聪明才智，也应在诗、书、礼、乐方面加以弘扬。太子虽然年轻气盛，修为日益增进，但我实在担心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荒废了学业，引起讥谤，安逸之风会从此开始。我见识短浅，有幸侍奉圣上，想要使太子思虑开阔，使其在不久的将来闻名四方。我不敢故意陈述旧事，只是以陛下的圣明为例来作为说明。
伏惟陛下庭睿膺图，登庸历试。多才多艺，道著于匡时；允文允武，功成于纂祀。万方即叙，九围清晏。尚且虽休勿休，日慎一日，求异闻于振古，劳睿思于当年。乙夜观书，事高汉帝；马上披卷，勤过魏王。陛下自励如此，而令太子优游弃日，不习图书，臣所未谕一也。加以暂屏机务，即寓雕虫。纡宝思于天文，则长河韬映；摛玉华于仙札，则流霞成彩。固以锱铢万代，冠冕百王，屈、宋不足以升堂，钟、张何阶于入室。陛下自好如此，而太子悠然静处，不寻篇翰，臣所未谕二也。陛下备该众妙，独秀寰中，犹晦天聪，俯询凡识。听朝之隟，引见群官，降以温颜，访以今古，故得朝廷是非，闾里好恶，凡有巨细，必关闻听。陛下自行如此，而令太子久趋入侍，不接正人，臣所未谕三也。陛下若谓无益，则何事劳神；若谓有成，则宜申贻厥。蔑而不急，未见其可。伏愿俯推睿范，训及储君，授以良书，娱之嘉客。朝披经史，观成败于前踪；晚接宾游，访得失于当代。间以书札，继以篇章，则日闻所未闻，日见所未见。副德愈光，群生之福也。
陛下雄才伟略，蒙受天命，荣登帝位，屡经考验。您多才多艺，匡补时弊；文武双才，建功立业。因此万方有序，天下太平。即使这样，陛下仍不敢懈怠，一日比一日谨慎，从历史兴亡中获得新知，在当下劳神苦思政务。陛下夜夜阅读典籍，比汉武帝还刻苦；在马上阅览经史，比魏武帝还勤勉。陛下能自我鞭策，如此勤奋，却让太子整日悠闲，荒废时间，不修习书文，这是臣子我第一个不明白的地方。另外，陛下一搁下政务，马上投入文学写作。思接千古，文采斐然，足以俯视百代，称雄百王，即使屈原、宋玉都不足以相比，钟繇、张芝也难以入室。陛下能够如此热爱文学，而太子却悠然自处，不修习书文，这是我第二个不明白的地方。陛下博采众长，亘古未有，虚怀若谷，不耻下问，朝会之余，接见百官，和颜悦色，广闻博取，询问古今之理。所以您能知道朝廷上的对错，民间的好恶，事不论大小，都必须亲自过问。陛下身体力行，却让太子长久地陪伴自己左右，不接触正人君子，这是我第三个不明白的地方。陛下如果认为这些没有好处，为何还对此事费尽心思呢？如果您认为这些有益，那就应该加以申明，留给子孙作为榜样。陛下轻视了此事，对此不着急，恐怕是不可以的。我希望陛下推行您的风范，教诫太子，用好书教授他，使他与良友相处为乐。应该使太子能在朝上披阅经史，探索前朝成败的经验；夜里接待宾客，考察当代社会的得失。有时间经常通信写文章，那么太子就会天天有进步，增加见闻、开阔眼界。他的德行就会愈来愈完美，这将是百姓的洪福啊！
窃以良娣之选，遍于中国。仰惟圣旨，本求典内，冀防微，慎远虑，臣下所知。暨乎征简人物，则与聘纳相违，监抚二周，未近一士。愚谓内既如彼，外亦宜然者，恐招物议，谓陛下重内而轻外也。古之太子，问安而退，所以广敬于君父；异宫而处，所以分别于嫌疑。今太子一侍天闱，动移旬朔，师傅已下，无由接见。假令供奉有隟，暂还东朝，拜谒既疏，且事俯仰，规谏之道，固所未暇。陛下不可以亲教，宫宷无因以进言，虽有具僚，竟将何补？
伏愿俯循前躅，稍抑下流，弘远大之规，展师友之义，则离徽克茂，帝图斯广，凡在黎元，孰不庆赖！太子温良恭俭，聪明睿哲，含灵所悉，臣岂不知，而浅识勤勤，思效愚忠者，愿沧溟益润，日月增华也。
太宗乃令洎与岑文本、马周递日往东宫，与皇太子谈论。
我认为太子嫔妃的选择，应该遍及全国。而了解陛下的圣旨，在于寻找出掌管太子宫内事务的适合之人，希望能够防微杜渐，慎重做好长远打算，这些是我所知道的。如果是选拔人才，就跟聘娶太子嫔妃又不同了。太子已经监国抚军两年，却一个贤士都没有接近过。我以为选取内宫的妃嫔都如此重视，那么选拔朝野的人才也应该如此。否则恐怕招致非议，说陛下重内轻外呀！古代的太子，向皇上问安后就退回，从而更加孝敬君父；皇上和太子居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是为了避免嫌疑。现在太子侍奉陛下，动辄十多天，太师、太傅等人都无从接见。即使太子在侍奉的空隙时间，暂时回到东宫，拜访和接见官员的时间也很少，而且太子还要按照各种礼仪来例行公事，规劝、进谏之道一定无暇顾及。陛下不能亲自教导太子，官员又没有机会进言，虽然朝廷辅佐人员众多，可有什么用呢？
我恳请陛下教导太子遵循前人的足迹，稍微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，以弘扬远大的志向，使师友切磋的情义和道理得以伸张。那么太子的美德就会更盛，宏图帝业将会更加宽广，普天之下的百姓，有谁会不庆幸信赖呢？太子性情温和、谦逊节俭、聪明睿智，尽人皆知，对此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才识疏浅，但希望仿效古代忠臣，愿为沧海添一滴水，给日月增一丝光华。
唐太宗于是下诏命令刘洎、岑文本、马周轮流到东宫，与皇太子谈论经世治国之道。
《尊敬师傅第十》里的“尊敬师傅”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“师傅”，而是专为帮助太子做好继承皇位准备工作的“师傅”，即唐太宗所说：“自古嫡庶无良佐，何尝不倾败家国。公等为朕搜访贤德，以辅储宫，爰及诸王，咸求正士。”这里所要求的师傅，是让“太子有所取则”的典范，要学会“可以临兆民”的本领，要“为太子陈君臣父子之道，问寝视膳之方”。要像周公旦、召公那样为保护教导幼小的周成王，让太子周围“左右皆贤，日闻雅训，足以长仁益德，使为圣君”。而决不能像秦朝的胡亥，“用赵高作傅，教以刑法，及其嗣位，诛功臣，杀亲族，酷暴不已，旋踵而亡”。唐太宗总结了这样的历史经验，要求大臣“可访正直忠信者，各举三两人，为太子、诸王精选师傅，令其式瞻礼度，有所裨益”。而李纲、王珪、刘洎等人，唐太宗认为他们都是比较合适、称职的师傅人选，并要求他的儿子们见师傅“如见我面，宜加尊敬，不得懈怠”。
贞观七年，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、杜正伦曰：“卿等辅导太子，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。朕年十八，犹在民间，百姓艰难，无不谙练。及居帝位，每商量处置，或时有乖疏，得人谏诤，方始觉悟。若无忠谏者为说，何由行得好事？况太子生长深宫，百姓艰难，都不闻见乎！且人主安危所系，不可辄为骄纵。但出敕云，有谏者即斩，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。故克己励精，容纳谏诤，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。每见有不是事，宜极言切谏，令有所裨益也。”
贞观七年，唐太宗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、杜正伦说：“你们辅导太子，平常应该为他讲述百姓生活在民间的种种艰难困苦。我十八岁时还在民间，百姓的艰难困苦，无不熟悉。登上帝位后，每逢商量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有时还出现错误疏漏，由于得到别人的谏诤，才有所醒悟。如果没有忠心谏诤的人对我直言进谏，我如何能做到为百姓办好事呢？何况太子长期生长在深宫之中，百姓的艰难困苦都看不见、听不到。而且君主是关系到天下安危的人，更不能动辄就骄奢放纵。只要发个敕令说有敢谏诤的就杀头，那么天下官员百姓肯定没有人再敢讲真话。所以要克制私欲，振作精神，容纳别人的忠言直谏。你们应该经常把这些道理讲给太子听，每当看到他有做得不对的地方，应该勇敢直谏，使他能有所获益。”
